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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玉璧功能以及文化寓意的研究

发布时间:2019-06-22

文章来源:未知

编 辑:广州中大科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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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一 引言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以下简称ROM,即Royal Ontario Museum)是加拿大最大的集艺术、文化和自然为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收藏中国古代玉器约1400件,其中汉代玉器约250件1 〔图一〕。馆藏汉

一 引言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以下简称ROM,即Royal Ontario Museum)是加拿大最大的集艺术、文化和自然为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收藏中国古代玉器约1400件,其中汉代玉器约250件‹1› 〔图一〕。馆藏汉代玉器中包括有十八件玉璧,分属素面无纹玉璧、单一几何纹玉璧和分区复合纹玉璧三类。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三件雕刻精美的分区复合纹玉璧,均由清末民初曾任河南开封府圣公会主教的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于1927-1931年间为博物馆征集入藏,其中一件(编号ROM927.19.230)原为吴大澂旧藏。

〔图一〕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汉代玉器

1. 螭虎纹玉剑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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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雕螭虎纹玉剑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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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玉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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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谷纹玉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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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谷纹玉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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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素面玉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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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面玉璧起始于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除了少数刻画图案纹饰的良渚玉璧外,素面玉璧一直是史前时期到商代至西周时期的主要类型。几何纹玉璧出现于春秋时期,流行于战国秦汉,以单一的谷纹、蒲纹、涡纹或其他几何形纹饰代替了过去的素面,故称单一几何纹。当然两种不同的几何纹饰也会出现在同一玉璧上,但甚为少见。

分区复合纹玉璧是指汉代流行的一种大型玉璧。一般指由双线纹将玉璧表面分为内外两个装饰区:内圈为几何纹饰的一类;外圈为或龙,或凤,或龙凤合体,或龙凤变体的各种图像纹饰。当然这类玉器也有特例,分为三区(内中外三个圈),图像区中也有用其他非龙凤纹饰的。分区复合纹玉器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的贵族墓葬中,多见于西汉王陵墓和大中型墓葬。ROM馆藏的931.13.1的玉璧即为内圈为谷纹,外圈为较为写实的龙首双身和凤鸟纹组成的分区复合纹〔图二〕。另一件馆藏931.13.159的玉璧是由内圈为谷纹、外圈为抽象的龙首双身和凤鸟纹组成的分区复合纹〔图三〕。就藏品年代而言,馆藏资料将ROM931.13.1玉璧定为战国时期,而ROM931.13.159玉璧定为汉代。可能因为入藏之际或早年研究仅凭据纹饰风格的繁缛简易的前后时段而定,并没有考古依据。吴大澂旧藏的玉璧(ROM927.19.230)则疑似宋仿古或清仿古旧作〔图四〕。

〔图二〕 ROM931.13.1玉璧 (照片:正面、背面; 线图)

直径25.7厘米 孔径8.8厘米 厚0.5厘米

原威廉·怀特主教(怀履光)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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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ROM931.13.159玉璧 (照片:正面、背面; 线图)

直径23.3厘米 孔径8.6厘米 厚0.7厘米

原威廉·怀特主教(怀履光)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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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ROM927.19.230玉璧 (照片:正面、背面;线图)

直径27.5厘米 孔径5.9厘米 厚0.9厘米

原威廉·怀特主教(怀履光)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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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博物馆传世藏品,特别是海外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的研究,依据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重新审视和调整博物馆传世文物的年代和信息,是十分重要也是必需的工作,而通过对馆藏文物的研究来认识其文化含义,理解背后的历史文化多样性,则是博物馆藏品研究的宗旨。笔者在整理研究馆藏汉代玉璧之际,开始关注这类分区复合纹玉璧。过去对这类玉璧的研究多为资料积累和相关信息的发布,少有系统的考古学研究和整理。仅有台湾学者邓淑苹对该类玉璧作了综合研究和分析。

本文根据近60个墓葬(群)/遗址的考古出土材料,就129件该类玉璧逐一在其不同的考古语境下做了初步的统计整理。主要考察其时代、墓主的身份地位、玉璧在墓葬遗址中出土的位置、使用方法、其尺寸大小以及与单一几何纹玉璧的对比等。综合现有考古材料可以发现,分区复合纹玉璧除了在墓葬中作为随葬品功能的统一性之外,他们在礼仪、丧葬、装饰等功能上并没有特定的规格和形式上的限定,因此,笔者尤其思考了其在汉代文化中的实际作用和功能。

自史前文化起历经了二里头时期、商周时期,到了汉代,玉璧在人们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已经使用了三千多年。汉代的经学儒家对玉璧等玉器的礼仪功能和文化意义的诠释亦日趋繁缛。近年来,玉璧在汉代墓葬和祭祀遗址的考古发掘中更是层出不穷,并成为汉代玉器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邓淑苹就现今发现的汉代玉璧按纹饰分为四类9种、按功能分为三类11种。李银德先生将汉代玉器分为四大类24种,其中玉璧分属祭祀、装饰和丧葬三大类,却不见于生活用玉之类。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是,汉代遗留下的文献及其对玉璧纹饰和功能的分类分式是否能真正让我们理解汉代玉璧在他们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在汉代人的眼里,精美华丽的分区复合纹玉璧是否真的就是仅仅具有我们今天赋予的崇高的宗教寓意(如礼仪和丧葬)?还是这些玉璧本身就是一件件承载着文化意义且在精英社会中喜闻乐见风靡一时的装饰物品,主人死后随其一起封存于墓葬中而已?

二 汉代文献中的玉璧

汉代学者关于玉璧的定义有三个层次,均见于许慎《说文解字》。第一是以形定义,“璧,瑞玉圜也,从玉辟声”,直截了当说明玉璧就是一种圆形有孔的美玉。第二是以尺寸定义,引成书不晚于西汉初年的《雅尔·释器》称:“好倍肉谓之瑗,肉倍好谓之璧”,“璧肉好若一谓之环”。因此同形的“璧”、“瑗”、“环”,因为璧的器身宽(肉)和孔径(好)的比例不同而分别命名。然而,许慎对“瑗”的定义直截了当就是“大孔璧”。第三是以功能定义,许慎又引用《周礼·小行人》,称:“礼六币,圭以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锦,琥以绣,璜以黼。”故汉代的字典中表明,玉璧的一种功能是作为朝聘供奉的六项瑞器之一。由此可见,汉代对玉璧的定义完全继承了上古三代的传统意义,也是对汉代之前两三千年玉璧含义的升华。

在玉璧的用途上,汉代也延续了商周以来的实践,与先秦文献记载的相关礼仪祭祀中用玉制度相近。然而,《史记》、《汉书》等相关文献中也多有提到玉璧的相关日常生活用途。最著名的便是鸿门宴的故事。刘邦侥幸在项庄舞剑时被樊哙救下后出逃,张良则返回项羽大营,代表刘邦献玉告罪,亚父大怒之下,用剑柄砸碎了献上的一对玉斗。送给项羽的白璧倒是可能保留了下来。另一则记录中,南越王赵佗于公元前179年派使者向汉文帝进献礼物,首要的便是一双玉璧,还另有一千个翠鸟、十只犀牛角、五百紫贝等无数奇珍异宝 。诸侯王向中央朝廷皇帝进献的宝物,以及诸侯王之间互赠的礼物中,玉璧都是常见的一种。

礼必有价。贾谊《新书》中记载一则故事。说有个叫陶朱的人,家里有一对白璧,颜色、光泽、大小都一样,但是一件璧值五百金,另一件值一千金。因为后者比前者厚一倍,所以价值增倍。可见当时汉代社会对玉璧价值的认定也是以玉质优劣、玉料的大小厚重来衡量。根据《汉书·西域传》,汉代不少玉璧或玉料都是从西域通过贸易引进的。有价的不仅是玉璧,其他生活用玉也是如此。《西京杂记·第二》记载:“武帝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头。自此后,宮人搔头皆用玉,玉价倍贵焉。”因为汉武帝给宠妃李夫人用玉簪在头上搔痒痒,其他宫女都开始用玉簪,估计导致民间效仿,一下子使市场上的玉簪价格成倍翻涨。

在此,我不再强调文献中玉璧的礼仪、祭祀和葬俗等使用功能,因其在不少的研究论文中常常能读到,在考古材料中也比比可见。我想要说明的是,玉璧在汉代作为一种有市场价值的商品,常常被王室贵族间用来相互馈赠、授受。而此一点正是我们过去常常忽略的,也正是本文后面将要讨论问题中的一个关键点,因为这些用来作为馈赠礼物的玉器中,一定不乏最为精美的分区复合纹玉璧。

三 考古出土分区复合纹玉璧的初步分析

汉代玉璧主要出自墓葬。汉墓考古材料浩如烟海,即便仅仅是关于玉璧的研究,也非本篇所能穷尽。本文试图从一个方法论的视角,以考古出土的分区复合纹玉璧为典型,通过对它们综合信息的统计分析,对其功能和文化象征意义加以重新认识。期望有抛砖引玉之效。

本文选用了129件分区复合纹玉璧加以数据整理分析,这些玉璧分别出土于44个考古遗址或墓葬单位。标本选用的原则不求囊括全部的出土玉璧材料,但也合理地、全面地包括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遗址墓葬性质和特点的考古遗存单位。考虑最近出版的《中国考古出土玉器全集》中选用发表的分区复合纹玉璧的材料和照片具有代表性和实用性,我们首先综合整理了其中发表的全部46件该类玉璧。

这些玉璧分别出土于9个省份的21个遗址和墓葬,说明该类玉璧的使用在汉代的地域分布较广。本文对《中国考古出土玉器全集》中出土的分区复合纹玉璧的遗址中已发表的考古材料进行重新收集整理和观察,遗憾的是,还有一部分遗址报告尚未公布。除了玉璧本身的尺寸可以作为数据分析外,其余的材料还需要选用其他考古发掘报告分析的信息加以补充。为了增加分析数据的可靠性和多样性,本文在《中国考古出土玉器全集》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收集和整理了其他研究者较为熟悉的材料以及新近战国汉代考古遗址、墓葬(群)的考古报告和简报,共计59个遗址和墓葬(群)[表一]。

在这59个遗址和墓葬(群)中有15种墓葬报告和简报中提及没有出土(或少出)玉器,或者出土玉璧但是没有分区复合纹玉璧。另有考古报告和简报中报道的是墓葬群,仅有部分墓葬出土分区复合纹玉器。比如山东曲阜鲁国故城遗址报告中发表的137个墓葬材料,仅有4个墓葬中出土玉璧,其中也只有M52和M58墓葬中出土分区复合纹玉璧。所以在下面的数据统计中,这两个墓葬就代表两个考古出土单位。

每一个出土单位按照墓葬形制、墓主身份、出土随葬品总数、出土玉器总数、出土玉璧总数、分区复合纹玉璧总数、其他类型玉璧总数等信息做了统计列表。本文列举的44个出土分区复合纹玉璧的考古单位中,共有43个墓葬和1个祭祀遗址。在这43个出土墓葬中既有传统经典遗址如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广东广州西汉南越王墓、河北满城汉墓、广州汉墓等,也包括新近发表的山东长清济北王墓、河南芒砀山梁王墓群、徐州铜山小龟山西汉崖洞墓、徐州北洞山西汉墓、巢湖汉墓放王岗1号墓、湖北荆州高台村秦汉墓M1、山东临淄商王墓等。由于部分报告没有全部报道分区复合纹玉璧的信息(如出土位置和尺寸等),本文仅仅提取信息较为完整(特别是有直径、孔径和厚度的尺寸信息)的分区复合纹玉璧,共计129件,作为统计数据的基本样本。以下从四个方面加以分析。

1. 墓葬时代

如上所述,用来做统计分析的129件分区复合纹玉璧标本出分别土于43个墓葬和1个祭祀遗址。分布在全国10个省份(山东、河南、河北、江苏、湖南、湖北、广东、陕西、甘肃、安徽)。在这44个出土分区复合纹玉璧的墓葬遗址中,原报告中可以确定大致年代的遗址有

28个。这其中以西汉时期为主,包括甘肃澧县鸾亭山祭祀遗址在内共计21个考古单位。另有1个秦代墓葬(湖北荆州高台村秦汉墓M1)和1个东汉墓葬(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其余还有5个墓葬断代为战国时期(安徽长丰杨公战国墓M2,山东曲阜鲁国故城M52,山东曲阜鲁国故城M58,山东临淄商王墓M1,山东临淄商王M2)。

显然,分区复合纹玉璧主要流行于西汉时期。东汉时期虽有出土,但是数量明显大减,这点在《中国玉器通史·秦汉卷》可以得到印证。分区复合纹玉璧最早出土年代为战国早期,即山东曲阜鲁国故城的M52墓。其余战国墓均为战国中期偏晚或战国晚期,如山东曲阜鲁国故城的M52墓为一椁两棺的贵族墓,随葬品上百件,出土玉璧18件,其中6件为分区复合纹玉璧,当中包括四件为三区复合纹玉璧〔图五〕。可以说,分区复合纹玉璧在战国早期已经成熟并开始流行,而且是作为贵族墓葬随葬品中的重要部分。

〔图五〕 复合纹玉璧

曲阜鲁国故城M52墓三区出土

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4·山东卷》页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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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土年代和地域上分析,我们需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我们能否确定分区复合纹玉璧最早在战国早期出现?因为出土实物就只有一个墓葬实例。第二,出土分区复合纹玉璧的战国墓葬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山东、江苏和安徽),我们是否可以猜测这类玉璧首先起源于该地区?如果假设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进而延伸出我们必须对另外两个问题的思考:这种新型玉璧的出现和过去传统的玉璧的使用功能会不会有所不同?是什么机制促使这种新型玉璧在这样的地点和时机产生?很显然目前的数据还不足以让我们在这里展开讨论,但是有必要为今后的研究提出问题。

2. 墓主身份

在足够的材料下,原报告会对墓葬主人的身份作出合理判断。本文选择出土分区复合纹玉璧的44个墓葬遗址中,有21个单位(包括甘肃澧县鸾亭山祭祀遗址)无法断定其墓主身份。在剩下的23个墓葬单位大致确认墓主身份后,我们初步将其划分为四个级别:

一级:诸侯王/后,共计11个墓葬单位(山东长清双乳山济北王汉墓、河南芒砀山梁王墓群窑山一号墓、河南芒砀山梁王墓群窑山二号墓、河南芒砀山梁王墓群保安山三号墓、长沙咸家湖西汉曹(女巽)墓、河北定县北庄汉墓、河北高庄汉墓、满城汉墓、徐州北洞山西汉墓、安徽天长三角尾西汉墓群、西汉南越王墓),占47.8%。

二级:王室宗族成员、贵族,共计10个墓葬单位(山东曲阜鲁国故城M52、山东曲阜鲁国故城M58、山东临淄商王战国晚期墓 M1、山东临淄商王战国晚期墓 M2、山东莱西县岱墅西汉墓、徐州铜山小龟山西汉崖洞墓、江苏仪征烟袋山汉墓、安徽长丰杨公战国墓、广州汉墓M1097/M1176、陕西西安北郊枣园南岭西汉墓),占43.5%。

三级:高级官吏(如两千石食奉等),共计1个墓葬单位(巢湖汉墓放王岗一号墓),占4.3%。

四级:中下级官吏、中小地主和富商,共计1个墓葬单位(湖北荆州高台村秦汉墓),占4.3%。

同时,从[表一]中仍然可以看出,出土玉璧(包括分区复合纹玉璧)数量较多的墓葬毫无意外地出现在第一和第二级别的诸侯王/后墓葬和贵族墓葬。比如西汉南越王墓出土分区复合纹玉璧19件,满城汉墓一号墓出土13件,满城汉墓二号墓出土10件,定县北庄汉墓出土6件,河南芒砀山梁王墓群窑山二号墓出土17件(均残),河南芒砀山梁王墓群保安山三号墓出土8件等等。

前文提到,本文的研究也整理了15个没有出土的分区复合纹玉璧的汉墓材料,目的是比较这些汉墓的规格和墓主身份。这些墓葬的大部分墓主身份为中下阶层,比如以辽宁姜屯汉墓为代表的社会中下层汉人移民;以甘肃民乐八卦营汉代墓群为代表的降汉少数民族后裔;以罗州城址汉墓为代表的县丞以下的地方小官、小地主、较富裕的百姓、一般经济自给的平民等;以广东番禺汉墓为代表的官吏、非富即贵人家等。整理发现,这类级别的汉墓本身随葬的玉器就非常稀少,玉璧基本不见。如果有少许,也是一般的素面玉璧(参见[表一])。

当然,这15个没有出土分区复合纹玉璧的墓葬中也包括有诸侯王或贵族的墓地,比如有可能是西汉赵王张耳的河北石家庄北郊西汉墓,战国时期某楚王王陵墓的荆州八岭山冯家冢,以及江苏淮阴高庄战国贵族墓。这些高级贵族墓葬并没有出土分区复合纹玉璧的原因也可能是历史上或近代的盗墓行为造成的,而这类精美的玉璧也必然成为20世纪初海外博物馆或藏家的收藏对象。

以上的观察可以说明,精美绚丽的分区复合纹玉璧主要为西汉贵族阶层拥有。不仅仅是因其物有所值,更是象征主人的社会地位和实力。

3. 出土位置

从出土位置一定程度上可以推测出分区复合纹玉璧的使用功能。当然,这种推论不是建立在对先秦文献的对应,而是仅就材料而言。

44处遗址墓葬中,唯一一处出土分区复合纹玉璧的西汉祭祀遗址是甘肃澧县鸾亭山祭祀遗址。该遗址于2004年发掘,包括山顶的祭祀区和山腰的夯土台及墓葬区。遗址西南发掘区中发现园坛、夯土墙、房址、灰坑以及祭祀坑等遗存。遗址有所破坏,部分玉器被盗。祭祀坑F3有五组玉器及祭祀坑G4有四组玉器,共发现玉器48件,其中玉璧16件,含分区复合纹玉璧2件。这九组玉器均由玉圭和玉璧组成,有一璧一圭、一璧两圭、两璧一圭、两璧两圭、一璧三圭等为一组,叠压放置。F3出土的第二组玉器是一圭一璧,璧是回首龙凤纹的分区复合纹玉璧。而圭是该遗址发现尺寸最大的一个,长16厘米,宽7厘米,尖长2厘米。出土另一件分区复合纹玉璧的F3第五组玉器,也是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的一组:包括玉璧2件(一件分区复合纹,一件素面),玉圭8件,玉人2件。值得注意的是,祭祀坑每组玉器中的玉璧,除了这两件分区复合纹的玉璧之外,其余12件均是素面。

素面玉璧和素面玉圭组合(奇偶数量不等)是在西汉祭祀遗址中常见的,反而祭祀遗址中出现大型复合纹玉璧却仅上述一例。山东成山是《史记·封禅书》中记载的祭祀“日主”的地方。成山的三山南峰附近残存一处2米的高台遗址,考古发现了两组祭玉组合:一组中包括一件玉璧、两件玉圭和一件玉璜;另一组则有一件玉璧和两件玉圭。同样,这里发现的玉璧既不是几何纹玉璧,也不是复合纹玉璧,而是素面玉璧。由此对比,笔者认为素面玉璧用在祭祀礼仪上是存在的事实,而分区复合纹玉璧出现在甘肃澧县鸾亭山祭祀遗址中极有可能是偶然现象。换言之,即特定用分区复合纹玉璧来作为祭祀礼器的可能性不大。

当然,分区复合纹玉璧主要出现在墓葬中,而其在墓葬中处于不同的位置也许对判断它们的使用功能有一定的启发。在玉璧出土数量较多的墓葬中,如西汉南越王墓,曲阜鲁国故城M52和满城汉墓中,该类玉璧和其他两类玉璧(素面和几何纹)一致,发现位于墓主人的身下、身上、肩下、腿下,以及玉衣内背下胸上等。这种位置反映了由上古传承下来的葬俗,由玉璧疏通天地。《周礼·春官·宗伯·典瑞》称:“驵圭璋璧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殓尸。”郑注:“……璧在背,琮在腹,盖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于天地。”很明显,到了汉代,文献中提到的上古璧琮礼仪已经有了改变,起码玉琮从商以后就不见于葬俗礼仪了。

玉璧也发现在墓主的胸前,作为组玉佩的一种。这类玉璧相对较小,多见几何纹玉璧,但是,在我们的观察中也发现有用分区复合纹玉璧放置胸前,如江苏仪征烟袋山汉墓、安徽天长三角于汉墓。另外在这批考古材料中,分区复合纹玉璧也发现被悬挂于内棺外椁之间的头档、边档或被放置于内棺头顶处,如巢湖汉墓放王岗1号墓、山东长清双乳山济北王汉墓和满城汉墓等。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悬挂于内棺头档和两边档玉璧也不仅仅限于分区复合纹玉璧,其他玉璧,特别是几何纹玉璧则更为常见。用玉璧悬挂于棺椁上或放置于棺椁顶上,甚至死者的胸前,也是一种特定的传统延续,湖北枣阳九连墩战国楚墓中的考古发现就证实了这种寄望死者灵魂升天的象征做法。然而需要提醒的是,距西汉三四百年前的春秋战国葬俗使用的是素面玉璧。

以上的观察说明,汉代的葬玉制度既延续了过去上千年的传统,但又不拘泥于传统。流行于西汉的分区复合纹玉璧和素面玉璧及几何纹玉璧一起成了葬礼中的用器,这种改变或许适应了时代的变化,是当时人们对玉璧的重新认识。

下面这个事实更能说明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玉璧认识的这种改变。在我们观察的这些遗址中,我们发现不少精美的分区复合纹玉璧被打碎被埋葬,或被改制。陕西西安北郊枣园南岭西汉墓中修复为目前考古发现最大的一件分区复合纹玉璧〔图六〕,发现时被有意识地打碎成25块。其中19块放置于墓主的头部,其余置于其胸部。河南永城僖山2号汉墓中发现大量用该类玉璧改制的玉衣片〔图七〕。除此之外,考古中不乏见到用精美的分区复合纹玉璧改造的玉圭或玉璜〔图八〕。

〔图六〕 尺寸最大的分区复合纹玉璧

西安北郊枣园南岭西汉墓出土

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4·陕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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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分区复合纹玉璧改制的玉衣片

1. II型玉衣片 2. III型玉衣片

采自《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页290文物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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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分区复合纹玉璧改造的玉圭或玉璜

1. 玉圭 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4·陕西卷》页124

2. 玉璜 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0·湖南湖北卷》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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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对我们有两点启示:一、西汉时人们已经不再把分区复合纹玉璧视为那般神圣的礼仪用器;二、这种玉璧应该成为一种商业化的收藏和使用,即便玉璧有所损伤,残留的部分还值得再度使用。当然这些想法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和印证。

4. 尺寸比较

汉代学者对玉璧的定义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玉璧器身宽(肉)和孔径(好)之比。标准玉璧应该它的玉璧器身宽度是孔半径的二倍,用现代数学来算就是器身与半径之比为2,即(直径-孔径)/2:孔径/2=2。这个标准其实是从先秦时代用玉制度延续下来,许慎亦引用了《尔雅·释器》一说。如果汉代人对玉璧有神圣崇敬之意,且他们真是按照玉璧的定义来使用玉璧,那么我们考察的129件分区复合纹玉璧之肉好比绝大部分就应该是比值2左右。玉璧的大小尺寸也应该在局限的区间以内。所以接下来,我们将重点考察在尺寸上分区复合纹玉璧和几何纹玉璧的对比[表二]

[表二] 分区复合纹玉璧和单一几何纹玉璧尺寸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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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看本文分析129件分区复合纹玉璧的整体大小,也就是他们的直径。该类玉璧最小的来自鲁中南汉墓M36,直径4.7 厘米。而迄今考古发现最大的分区复合纹玉璧,是来自陕西西安北郊枣园南岭西汉墓M1,直径43.5厘米。128件玉璧(有一件直径不详)的平均直径是20.3 厘米(标准误差值5.3),大部分玉璧直径范围集中在15-20厘米之间,共有44件,占全部玉璧的34.4%。直径大于25厘米的共有26件,占20.3%〔图九〕。

〔图九〕 分区复合纹玉璧直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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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 分区复合纹玉璧孔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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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径来看,最小孔径的玉璧也是直径最小的那件来自鲁中南汉墓M36玉璧(孔径:1.5 厘米)。同样,最大孔径的玉璧也是上面直径最大的那件(孔径:11.5 厘米)。全部玉璧(116件,有13件玉璧的孔径数据不详)的平均孔径是 4.3 厘米,标准误差值为2.3。有意思的是,与上面玉器直径值不相对应,绝大部分孔径范围在两个区间:1.5-2.5 厘米之间(36件占比例31%)和3.5-4.5 厘米之间(23件占比例19.8%)。值得注意的是,玉璧的孔径数值基本上平均分布在其他数值区间〔图十〕。说明所观察的玉璧中,其孔径尺寸制作是标准不一的。

据《周礼·玉人》,璧“好三寸为度”。也就是说周制规定玉璧的孔径标准大约为三寸,最好不要超过三寸。以战国度量衡一尺为现在23厘米算,周制的三寸孔径相当于6.9厘米。回头再来看看我们的数据,116件分区复合纹玉璧中孔径在6.5-7.5 厘米之间,只有7件,占6%。

有意思的是,最小的那件玉璧的肉好比值在2.1,属于比较符合标准定义的玉璧形制。而最大的那件玉璧肉好比值在2.8,即器身宽已经接近孔半径的三倍了,而不是文献定义的二倍。统计数据表明,最小肉好比值在1.5,而最大肉好比值为8.6。而平均肉好比值却是4.4,标准误差值在1.8(参见[表二])。115件标本中,除了7件玉璧,其他绝大部分玉璧的肉好比均大于2(器身是孔半径的两倍)。虽然肉好比值在3-4.5 的玉璧比较集中(占35.7%),但是从图十一中可以看到其肉好比值基本上均衡地分布在各个区值中,可以说明制作分区复合纹玉璧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定义和尺寸的局限性〔图十一〕。

〔图十一〕 分区复合纹玉璧肉好比值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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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区复合纹玉璧上观察到的不再标准化的现象,我们同样可以在同期单一几何纹玉璧上的数据上得到支持。因为下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单一几何纹玉璧和素面玉璧的制作相对来说,还具有一定的标准化,比较接近传统的定义。

我们在以上的遗址中同样选用了172件单一几何纹玉璧的尺寸数据作为比较。[表二]说明他们的尺寸一般都要小于分区复合纹玉璧的尺寸,这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的标准误差值相对后者要小得多,说明他们数值区间分布会相对集中。如图所示,172件单一几何纹玉璧中的约80%的玉璧直径在12 -17.5 厘米,而其79%的孔径数值在3-5 厘米的区间〔图十二,图十三〕。这一比较说明,单一几何纹玉璧的制作和使用对于分区复合纹玉璧来说,是相对比较标准的。但也必须看到,单一几何纹的孔径也没有符合“好三寸为度”的法则,孔径在6.8-7.3厘米的只有2件。从他们的肉好比值的分布图来看〔图十四〕,也是和分区复合纹玉璧不相符合:绝大多数的单一几何纹玉璧的肉好比值在1.6-2.1 区间(占32.2%)和2.1-2.6 区间(占22.1%)。而大比值的肉好比(大于5.6)的玉璧仅有3例(占1.7%),比值在3.1-5.6 区间的也只有12例(占7%)。

〔图十二〕 单一几何纹玉璧直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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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三〕 单一几何纹玉璧孔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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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四〕 单一几何纹玉璧肉好比值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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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考察的是12件出土于甘肃澧县鸾亭山遗址祭祀坑的素面玉璧[表三]。首先注意到它们的直径十分一致,均在14 厘米左右。但是他们孔径相对较小,在1.6-2.8厘米之间,这样计算下来它们的肉好比值在4.1-7.8 之间,也大大超出了文献所定义的比值2。值得思考的是,这12件素面玉璧确定是用于祭祀的,按说必须按照礼制用玉而制作。

[表三] 甘肃澧县鸾亭山祭祀遗址出土玉璧尺寸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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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可否认的是,鸾亭山祭祀遗址12件素面玉器的整体大小非常统一,而从〔图十四〕上看,除了一件有点例外,他们的直径、孔径和肉好比值的数值相对都是一致的〔图十五〕。也就是说,这批祭祀玉璧应该是有选择性地使用。再比较129件中直径和孔径均齐全的115件分区复合纹玉璧的三个数据,我们发现它们的直径、孔径以及其相应的肉好比值相当随意,没有一定规制〔图十六〕。

〔图十五〕 甘肃澧县鸾亭山遗址祭祀坑素面玉璧尺寸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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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六〕 115件分区复合纹玉璧尺寸对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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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结

通过对以上出土分区复合纹玉璧的考古遗址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点认识:第一、分区复合纹玉璧最早出现于东部地区的战国早期墓葬中,特别是山东江苏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贵族墓地的考古发现已有逾千,考古出土的素面玉璧和几何纹玉璧无法准确统计,而发现有分区复合纹玉璧的墓地仅见以上数处。所以说,这类玉璧主要还是流行于西汉时期。如之前所提,它的出现和产生的机制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第二、分区复合纹玉璧主要存在于西汉诸侯贵族等上流社会的文化圈中,应该是社会等级制度下一种文化消费的标志,不一定再是礼制文化的象征。

第三、诸侯贵族墓葬中出土大量分区复合纹玉璧并不代表该类玉璧即是葬礼制度下的必备用器。不少墓葬中出土不少的玉璧,但是却不见分区复合纹玉璧。比如,江苏邗江宝女墩新莽M104号大墓不见出土分区复合纹玉璧;而江苏邗江甘泉老虎墩汉墓出土有著名的“宜子孙”玉璧〔图十七〕,却也不见分区复合纹玉璧。虽然这里有因盗掘而导致文物流失的可能性,但是在没有出土分区复合纹玉璧的贵族墓葬里确也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透雕玉璧,说明分区复合纹玉璧不过是受墓主喜爱的玉器之一。

〔图十七〕 “宜子孙”玉璧

江苏邗江甘泉老虎墩汉墓出土

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7·江苏上海卷》页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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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目前的考古材料基础上,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分区复合纹玉璧是特定作为礼制用器。根据上面的分析,甘肃澧县鸾亭山遗址祭祀坑出土的两件分区复合纹玉璧有可能是一种例外的偶然现象。而汉代祭祀遗址的材料只能证明素面玉璧有可能是用来做祭祀礼仪的道具,即所谓礼天的“苍璧”。

第五、分区复合纹玉璧有可能是墓主人的喜爱物件,带有“疏天通地”“魂魄升天”的传承文化的意义。

但这类玉璧在其功能上并不具有独特性,因为墓葬中素面玉璧和单一几何纹玉璧同样用在葬礼中,数量上甚至更多。

第六、分区复合纹玉璧延续了春秋战国时期用素面玉璧在装饰棺椁的功能。作为棺饰,这类精美玉璧赋予了汉代葬礼传统中绚丽夺目的装饰风格。

第七、通过以上对玉璧尺寸的分析比较也可以说明,分区复合纹玉璧在礼仪、丧葬、装饰功能上设计和制作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实际上,汉代的玉璧已经没有遵从文献定义上的尺寸进行规制。

除此之外,在梳理这批考古材料中,我们还发现另外两个重要信息。

第八、从战国晚期开始,璧不再是玉的专利。在上述考古遗址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有石璧、滑石璧、铜璧、银璧、骨璧、琉璃璧、陶璧、漆木璧等。湖北高台秦汉墓中M18出土有一件木璧,直径21厘米,孔径6.6厘米,肉好比值为2.2,十分接近标准玉璧定义。正面有墨绘的图案,即穿行于云间的变形龙,是一种典型楚式风格的纹饰‹1› 〔图十八〕。江苏仪征烟袋山汉墓是一个夫妻合葬墓,两人生前可能于江都国或广陵国王室有关的贵族成员。男性胸前放置一块分区复合纹玉璧,而女性胸前则是放置的一块铜璧,大小相似。

〔图十八〕 漆木璧

湖北高台秦汉墓M18出土

采自《荆州高台秦汉墓——宜黄公路荆州段田野考古报告之一》页217,科学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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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考古出土汉代玉璧中有不少在其侧面发现有数字。如陕西西安北郊枣园南岭西汉墓M1出土的一件分区复合纹玉璧,侧沿上有阴刻的文字“六百六十一”〔图十九〕。报告者认为有可能是生产同类玉器(即分区复合纹玉璧)时的编号。而笔者个人更倾向于这可能玉璧重量的数值。对比上面提到的贾谊《新书》里的故事,这种大型玉璧价格是根据重量(即玉璧的厚度,见文中)来计算的。汉代的通行货币“五铢”即是计量货币,而产品上有相关重量的数字,估计和商品价格有关系。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铜器中有不少代表容量和重量的单一铭刻〔图二十〕,和以上玉器相似。需要说明的是,珍贵的商品如金银玉器,在器物上刻有重量以代表价格数目在战国晚期市场经济发展期已经非常常见,比如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的黄金饰上就有相似的数字‹1› 〔图二十一〕。但是,无论是重量、价格还是生产符号,可以证明这类玉璧在西汉必然已是在市场上流通的。当然这个市场不是一般的普通商业市场,这是西汉政权为了满足贵族精英的消费需求专门设立和不断扩大的官营手工业生产的结果。

〔图十九〕 玉璧及其篆书“六百六十一”

陕西西安北郊枣园南岭西汉墓M1出土

采自《西安北郊枣园南岭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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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 银鉴及其铭文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

采自中国国家博物馆、徐州博物馆编《大汉楚王——徐州西楚王陵墓文物辑萃》页23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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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一〕 河北易县燕下都金饰及其铭文

采自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彩版32,文物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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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思考:文化传承中的时尚

研究中国古代玉璧,无一例外地都会援引这条经典,《周礼·春官·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郑玄注:“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圆以象天。”玉璧自新石器时代诞生始,就承载着祭天地、礼神祇的职能,其宗教功能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皇家举行每年一度的天坛祭祀礼仪之中。吴大澂在日记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光绪十四年(1888),清廷派吴大澂代理河东河道总督,到郑州主持监管防洪河坝的收尾工程。合龙的那天,吴大澂以一玉璧祭天,随后将其沉之河底。这次治河修坝成功,使吴大澂得到嘉奖,“奉旨实受河东河道总督,并赏加一品顶戴兼兵部尚书”。这番荣誉的降临,吴大澂则归功于苍璧祭天之礼。

生活在19世纪的吴大澂对玉璧宗教意义的诠释,是基于汉代人对周代社会礼仪继承和改造后的诠释。玉璧,作为祭祀物、装饰物和丧葬物一直就存在于汉代之前的数千年间。汉代人对玉璧的认识,同我们今天对玉璧的感受完全是一样。一方面我们强调玉璧对中国文化思想的象征意义,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断将其生活化、常态化,并附加各种流行于该时代的特征。21世纪中具有代表意义的类比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奖牌的设计,将代表中国文化元素的玉璧引入到当代奥运奖牌的设计时尚之中。

不可否认,以许慎为代表的汉代儒家智者对玉璧在三千多年前的祭祀礼仪和丧葬习俗实践中的功能理解也是十分深刻的。他们对先秦百家的思想继承和其时代的文化传承也是十分严格的。对于追求礼仪复古和崇尚文化复兴的汉宋两代经学儒家,玉璧承载的文化含义和礼天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也是不可动摇的。同时在皇室礼仪中和精英生活中仍有实践。用了几千年的玉璧,经过先秦百家的不断改造和诠释,到了汉代就被接受了、传承了。邓淑苹认为玉璧起始于史前先民对“黄道”的认识,发展到汉代成为“四象”的载体。玉璧就是汉代对文化的传承的一个经典范例。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到了汉代,玉璧留下来而玉琮却消失了。虽然许慎对“琮”做了定义:“瑞玉,大八寸,似车釭,从玉宗声”,很明显他本人就根本没有见过“琮”。对汉代人来说,对先秦文献上的六瑞之一——礼地的玉琮,估计比我们更加陌生。另一方面,载有精美而时尚的夔龙、龙凤、凤鸟等纹饰的玉璧(更有精美的透雕和浮雕玉璧),可以说是汉代古人在继承玉璧文化寓意基础上对时尚文化的创新。到了汉代,玉璧慢慢地转化成极富传统寓意的装饰品,让我们推测汉代人对数千年前的玉璧有去宗教化的倾向:他们开始以轻松平淡的心情去诠释玉璧的文化内涵,且更多地把这种文化寓意转化为流行时尚。

由马王堆汉墓棺椁上的彩绘和帛画上的玉璧以及徐州狮子山汉墓玉馆上的玉璧画像亦可见一斑。考古出土的分区复合纹玉璧上附有的可能为市场或生产的数目编号,以及该类玉璧碎片大量被用于玉衣或被改制为其他玉器,也说明此类玉璧的制作和使用并不是出于当时的宗教礼仪的考量。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艺术作品上,有两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一是流行的龙凤纹装饰,二是流行的几何纹玉璧。被视为装饰艺术的龙凤纹时尚,多流行于铜器、漆器、纺织品装饰上。而在玉器装饰上、将流行的几何纹与玉璧巧妙地相结合,产生了分区复合纹玉璧这一精美艺术作品,并流行于汉代。这种组合本身就是汉代古人对传统文化融于时尚艺术的最好的诠释。而同样的装饰艺术代表——高浮雕的“龙凤纹璧”则是从汉代的分区复合纹玉器发展而来,一成不变地留在了明清乃至民国初期的民间风俗中〔图二十二〕。这种富有文化象征的民间时尚自从西汉开始已经流传了两千年这种艺术化的玉璧在汉代仍只是流行于精英阶层生活中,特别是诸侯王室和高官达人的生活中,并不蕴含宗教礼仪意义,而可能仅仅是出于对高昂的市场价值或者对昂贵的西域进口玉料的珍惜。他们对生前喜爱的时尚玉璧收藏与馈赠,进而转化为身后墓葬中各种具有文化传承(比如升天化魂)的代言,或许正是一种淡然处之、亦真亦假的态度。比如从玉璧用在棺饰上来考察,头档上悬挂的玉璧,经历了从周代流行的素面玉璧、到汉代分区复合纹玉璧和几何纹的玉璧、再到西汉的替代玉璧的棺饰彩绘玉璧和东汉的鎏金铜牌的种种流行,其实就是千百年来古人对玉璧的文化传承和时尚追求的过程,也是汉代古人对史前和商周玉璧去宗教化、去礼仪化的过程。

〔图二十二〕 ROM藏明清时期的浮雕龙凤纹玉璧 (左) 和分区复合纹玉璧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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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崇尚传统的时尚文化从西汉开始流行了两千年。所以,汉代古人对玉璧的认识和理解,对玉璧在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中使用和功能的态度,其实和我们当下对玉璧这个富有深厚文化传承的艺术形式的态度,并无二致。

五 余论

本文由观察ROM的三件分区复合纹玉璧入手,对考古出土的汉代玉璧做出了初步的统计分析,并提出了一些由此引发的问题和思考。之前的研究目的是希望找到ROM玉璧的断代依据;是战国,是汉代,还是后代仿古?需要说明的是,鉴于历史上对玉器收藏的喜好,出土自汉墓的玉璧只能说明具有某种风格的玉璧不晚于该墓葬能确定的年代。换句话说,战国时期的分区复合纹玉璧有可能被汉代贵族收藏、交换,直至被随葬或被改制。这也是为什么战国墓葬中少见这类精美的玉璧。或许,在战国时期,这类分区复合纹玉璧极为稀少珍贵,还没有让精英贵族奢侈到用它们随葬吧?

所以,ROM的931.13.1和931.13.159玉璧的年代应该定在战国还是汉代,现在看来其实并不那么重要了。对于博物馆专业人员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重新审视藏于深宅中的古代文物,如何诠释藏品的文化涵义,如何将藏品研究融入到当时视角中等这样一些思考。

笔者曾经在一篇小文中提到“解读文化内涵不能就事论事、按图说图。解读两千年前的文化,必然要想到两种文化的跨越性:汉代人如何看待距他们数千年以前的史前文化;两千年之后的世界如何看待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当代社会看过去是“传统”,当下人看同时代的风尚是“时尚”。所以,当汉代人总结过去历史上的玉璧文化含义,是文化的传承,当汉代人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使用和珍藏玉璧的时候,是汉代的一种风尚。而这种古代的时尚对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人来说,却又转化为另一种文化传统。传统,就是对过去物质文化中体现出来的精神寓意的传承,是一种自我认可的文化表述。而时尚,不仅是当代社会对流行文化的认可和发展,更是衍生于对传统的喜爱和创新。所以,当我们今天欣赏和研究博物馆珍藏的这几件玉璧的时候,希望重在理解传统与时尚的关系。因为正是这种理解才能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这正是让文物活起来的寓意所在。“要认识到这一点,一定需要把我们的研究跨越时空,并置于到古代社会中去,感同身受地将古代社会作为当代社会,从而重新审视文化的传承和社会风尚”。

附记:本文是在“2018中国·徐州汉代玉文化国际研讨会”所宣读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感谢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江苏省博物馆学会和徐州博物馆的参会邀请!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苏芳淑和邓淑萍老师的指教,谨致谢忱!文中考古数据由多伦多大学博士生王芸同学协助整理,图二至图四的线图由王春雪和佟耀文老师完成,一并致谢。文中谬误之处,均由作者承担。

[作者单位: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文章标题:西汉玉璧功能以及文化寓意的研究
文章地址:http://www.gzzdkj.cn/jd/know/jiandingzhishi/4962.html(转载请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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